你所在的位置：國企改革22年，再次面臨嚴峻考驗。
2015年12月，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繼續處于虧損狀態。煤炭行業虧損面超過了80%，鋼鐵行業虧損面也達到了47.5%，煤炭價格跌成了白菜價，大中型鋼鐵企業的主營業務虧損則高達720億元。
與此同時，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進一步拉低了國企的利潤總額。2015年1~10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18806.6億元，同比下降9.8%。其中，中央企業13530.7億元，同比下降11.3%；地方國有企業5275.9億元，同比下降6%。
更讓人擔心的是，國有企業在利潤下降的同時，財務費用卻在不斷上漲，國有企業加杠桿現象非常嚴重：1~10月，國有企業財務費用同比增長了9.5%。其中，中央企業增長了9.4%，地方國有企業增長了9.7%。高杠桿所帶來的高風險正極大地影響著這些國企所在行業的穩定性。
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有企業的運營效率這一討論了很多年的問題開始面臨新的挑戰，而挑戰的核心則是供給側的改革。按照供給學派對于供給側改革的解釋，“不是促進消費增加了需求，而是供給創造了需求。”如今，國企面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問題，這本質上都屬于供給側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熱的供給側改革討論中，國企改革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正成為共識，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就表示，“國企改革才是貨真價實的供給側改革，如果我們大講供給側改革，而不去推動國企改革，或者我們回避國企改革去講供給側改革，可能會不得要領。”
由此，現實問題和改革家的研究成果，都將117萬億國有資產推向供給制改革的大考之中，這將是國企改革在2016年面臨的新挑戰。
以“管資本”來優化供給端
按照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的分析，“2015年是國企改革年，2016年是供給側改革年。供給側改革要和國企改革結合起來，以供給側改革為主體。一手抓產權為主的國企改革，一手抓供給側改革為主的結構改革。”
事實上，2015年的國企改革，與即將到來的2016年的國企供給側改革，在戰略上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說，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連同隨后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等多個文件奠定了2016年國企改革大幕的制度基礎。
2015年11月4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一》），提出了對國資管理體制的總體要求，即“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真正確立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適應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新形勢和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
《意見一》在基本原則方面強調“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和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以管資本為主，以資本為紐帶，以產權為基礎，重點管好國有資本布局、規范資本運作、提高資本回報、維護資本安全”。
同時，在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方面，進一步明確了國有資產監管重點，即“加強戰略規劃引領，改進對監管企業主業界定和投資并購的管理方式，遵循市場機制，規范調整存量，科學配置增量，加快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
不難看出，所有上述規定，都與供給側的改革密切相關，為國企接下來的供給側改革進行了戰略上的鋪墊，甚至如何進行供給側改革的路徑也被進行了明示，即“通過股權運作、價值管理、有序進退等方式，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實現保值增值”。
不僅如此，國企改革的戰略設計者深刻認識到了，本次的國企改革推進到一個新的深度，它將不同于17年前由紡織行業產能過剩所引發的那場“騰籠換鳥”式的去產能運動，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通過4萬億來刺激消費端的那場改革，而是要在供給端有“破”有“立”。
但是，破立之間，難免會滋生腐敗。所以，如果說《意見一》是對國企改革所下的一味大補之藥的話，那么，如何抑制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問題成為了本次國企改革政策藥方中的“瀉藥”，一補一泄，達到平衡。
由此，接下來的1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發布，針對一些國有企業逐漸暴露出管理不規范、內部人控制嚴重、企業領導人員權力缺乏制約、腐敗案件多有發生等問題，設計了包括完善國資機構監管，外派董事會監督囊括任中審計和跟蹤審計的國企審計監督體系，以及紀檢監察和外部監督的外部監督體系。
《意見二》同時在內部監督上強調“健全國有企業規劃投資、改制重組、產權管理、財務評價、業績考核、選人用人、薪酬分配等規范國有資本運作、防止流失的制度”，在外部監督上強調“嚴肅查辦發生在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產權交易、投資并購、物資采購、招標投標以及國際化經營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腐敗案件”。顯然，這些都與供給側改革的各個環節密切相關。
比如李錦就表示，“以管資本為主組建的投資運營公司是結構問題，以行業為主成立投資運營公司，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任務是三個一批：重組一批、清退一批、增加一批。壟斷行業改革主要是指資源性行業，資源性行業主要都是國企，其中很多是產能過剩和虧損的。將來這些國企要放下包袱，把門打開，讓民營企業進來。”
但是，在供給側，到底要重組哪些，清退哪些，增加哪些，如何調整，如何定價，如何交易都會涉及很多問題。這恰恰又與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脈相承，可以說，22號文以及后來國務院發的《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里面都講到了要在電力、電信、民航、軍工、石化等領域，大概六七個領域，推出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試點示范，而這些試點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企改革，如何用“管資本”的方式來優化供給端。
“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的挑戰
2015年12月4日，國資委網站發布《關于做好中央企業2015年投資完成情況和2016年投資計劃報送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大中央企業于2016年1月31日前，將2015年投資完成情況及2016年投資計劃情況的報告（包括“投資分析報告”和“投資報表”）以紙質文件（一式三份）形式報送國資委（規劃發展局），同時完成在線填報工作。
通知同時表示，這是根據《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令第16號）要求進行的全面、系統地了解中央企業投資情況，而知情人士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這意味著央企啟動供給側改革的摸底正在啟動。”
一方面是摸底，另一方面則是在產能過剩領域的戰略重組開始做出示范性案例。
2015年12月8日，中國五礦集團公司與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實施戰略重組，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整體并入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成為其全資子企業。
“這一重組案例，雖然立足于打造世界一流金屬與礦產企業集團，將充分發揮雙方在金屬礦產資源領域的協同與集合效應，提升在國際金屬礦產資源領域的資本實力與競爭能力，為國家金屬礦產資源安全提供保障，但與此同時，它解決的也是我國大型央企在鋼鐵、稀土等冶金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減少消耗，促進協同，同時進一步提高投資的效益和質量。”冶金領域的專家告訴記者。
的確，此輪去產能的主要對象是重工業，包括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這首當其沖的8大行業。
數據顯示，2013年，水泥、粗鋼、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業的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5.7%、72%、71%、73.5%和65.7%。截至2015年7月，水泥、粗鋼、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業的設備利用率更低，分別達到73%、72%、72%、68%和50%。從2012年3月起至2015年8月，我國PPI已經連續42個月為負，2015年1月至8月，PPI下降幅度逐漸增大，從4.32%增加到5.92%。
從行業利潤來看，2015年第一季度，鋼鐵行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6%，水泥行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67.6%，平板玻璃行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26.6%。而在煤炭行業，2015年上半年利潤總額同比下降66.8%。
顯然，這已經不是刺激消費能夠解決的問題，唯一的路徑就靠在供給側的改革中去產能，同時提升高端產能的占比。
事實上，早在2015年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李東生就曾向記者表示，“家電行業早在兩年以前就出現了兼并重組的需要，通過兼并重組減少過剩產能，同時強化創新效率正成為家電行業面臨的重大問題。但是，這一問題卻因為各種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被一再擱置，如果再拖一兩年，這些資產的價值會進一步縮水，甚至不值一文。”
不僅如此，公開消息顯示，鋼鐵、有色、船舶、工程機械、汽車，包括風電、光伏等領域，任何一個領域的投資失控都與國企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失靈有關，而“去”這些產能，往往又會牽涉一系列的失業、稅收和政績問題。
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在國企的去留和去產能問題上仍然有很大的權力，在現有的地方政府的業績導向之下，單純依靠地方政府對經濟全局發展的覺悟去解決國企的去留問題是很難實現的。這同時也意味著，供給端改革也好，國企改革也好，將絕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它還需要對政府考核機制的重新設置，來真正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而在“去產能”的具體路徑上，如何改變國企供給體系中“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如何將生產過剩的中低產品的產能轉移出去，再次創造價值，也是本次“去產能”過程中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
中國金融行業法律問題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李愛君教授告訴記者，“在這方面，融資租賃或可發揮重要作用。在國外，很多高附加值的制造企業，本身并不會通過購買的方式來引進機器設備，而是通過融資租賃的方式，因為融資租賃一方面可以極大地幫助企業在財務費用上去杠桿，另一方面，更可以產能落后之后很好地向其他地區轉移。”
